在互联网+之前，互联网除了其连接一切的便利性外，更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实体经济之外的“娱乐经济”——简单说，就是虚拟经济。人们对于虚拟二字往往充满偏见，不过汹涌的互联网浪潮没怎么太费劲就消融了这个偏见。而现在，互联网+则试图名正言顺地统治一切。

在互联网+时代，不单人人都连接在了网上，人人更成为了网络的一部分，而互联网更成为了所有产业的基础设施，就如同19世纪之后电力成为了所有产业的基石一样。任何没有把自己升级架设到这个全新基础上的实体经济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它的汹涌是如此不容争辩，好比《三体》流行之后被频频引用的“降维攻击”。从此开始，互联网开始成为一种人类进化的新加速器。

互联网+让所有的个人和机构可以自由联合，不单是一起娱乐，而是把自己的事业都搬到网上，与另一个人类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可以是一个有车的人与一个需要打车的人的联合，于是有了摧枯拉朽的众多打车软件；也可以是两个都愿意某个公司出钱的人的联合，于是有了众筹。

互联网+重新定义了公司，也重新定义了组织，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的组织形式。三角形中，两边之和永远大于第三边。因此，点到点的个人连结，成本永远低于传统的层级组织。互联网+在这个意义上，为人类进化做了组织上的减负，提高了组织效率。

这种变化，绝非在传统组织上做削减，而是产生了全新的组织方式。原先沉重的层级组织，被扁平的在线直接发布所替代。比如有了腾讯开放平台，数百万网友成了数百万的创业者，开发的应用超过了 400 万款。这种开放、自由地发表正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经济——早在2015年 4 月份，腾讯开放平台上合作伙伴的收益分成就已经超过了100 亿。

这个世界不单单眷顾理科生，也包括文科生。他们个人的才能和创造力得到了最直接和最广大面对市场的兑现机会——一个曾经的央视编导，在线每周讲述一个包装在故事里的现代经济学逻辑，成了数百万粉丝追捧的文化平台，这就是罗辑思维的故事；一个在传统媒体写专栏的财经作家，将财经知识在网上讲成故事，让数以百万的网友在娱乐中了解原本艰深遥远的经济世界，这就是吴晓波频道的故事。

“互联网+”不仅推动技术极客们的创业，对每个普通人而言也是一条全新的地平线。在这种开放生态中，QQ群可用来聊天，但也可以在上面卖水果、做煎饼，也有个体通过创业、写作、视频等形式参与到腾讯的内容生产中。总理的政府报告提到，微信已带动超过 1000 万人就业，以马化腾的说法，就是“互联网+”“赋能于人”，就像火和电曾经赋能于人一样。

这种赋能，不单是对创业者，对每个普通人也是一种释放时间能量的利器。在微信智慧城市这款应用中，原先中国人最熟悉的那些排队困境，都得到了信息化的解放——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医院挂号，政务查询等之前沉重的时间损耗被一笔勾销。

另一个深刻的变化是，大规模标准的生产正在面临挑战。使用同一条生产线为全世界人生产同一个标准化的电力时代的引以为豪的标准化工业，开始不可避免地向各种不同圈层的不同人群自行定制产品转化。

原先被塞在一个全球生产-营销统一系统中的几亿人，开始变成他们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小的爱好和口味，并试图寻找与自己一样口味的人。互联网+不单是把传统产业搬上网上，降低流通和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以人格为核心的全新经济系统，生产和消费都在这种对具体人格的信任中展开。

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互联网+让中国第一次面临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崛起的机会：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粉丝人口，也就是最大的流量接入。13亿人口，带来了世界最庞大、最密集、最丰富的在线矿脉和数据来源。也正是在互联网+出来的这些产业上，中国本土企业往往击败了国外世界级的对手，成为了新的世界级的巨人。

尽管这些中国互联网巨人起初的商业模式往往与硅谷中的先行者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性，但在对本土市场的深耕中，因为对于中国人的更深了解，他们往往比国外同类在服务与产品上更贴近中国人的偏好。

而现在，当一个比美国和欧洲更多的消费者和公司群被互联网+组织起来之后，中国互联网+所涉及到的各个产业都将迎来一个有史以来被挖掘的最广最深最便利的市场，这是时代给予后发者的机会，也是当中国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优势渐失之后，中国庞大人口基数还能拥有的互联网+红利——这是一个庞大的创新红利，虽然它现在还处处表现着粗糙。

但我们终于可以判定的是：互联网+让人回到人自己，让所有人在乐趣与梦想的基础上自由联合，并最终产生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我们当下尚不能完全描述但必然会激动人心的未来。